周总理问溥仪想干点啥，他提出的两个职业都被拒绝，如今成了热门行当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押十年后，溥仪领到了赦免文书，随即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
释放之后，溥仪仅五十三岁，离退休年龄尚远，他回到北京与家人重逢，停留一段时间后，觉得过于清静并非好事，萌生找份差事做的念头。
周总理似乎洞察了他的意图，在中南海接见了他，询问他外出之后打算从事什么活动。
溥仪稍作考虑，列出了两种职业选择。然而，总理却否定了他的提议。令人惊讶的是，溥仪当时推荐的这两种职业，如今都变成了抢手的专业领域，吸引众多人争相追逐。
他提出的两个职业到底是什么？总理为何要拒绝？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诞生于北京什刹海区域内的醇王府邸，具体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1906年正月十四日那天。
溥仪是道光皇帝的曾孙，他的父亲载沣是光绪皇帝的胞弟。
他的生命轨迹相当独特，在清廷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十月，慈禧与光绪两位统治者命运交织之际，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被确立为光绪帝的继位者。
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
过了一个月，一个三岁的孩子被别人抱到太和殿，放在龙椅上，在一片高呼万岁声中正式即位，成为了清政府末代皇帝——宣统帝。
从这可以看出，溥仪的运气相当不错，原本并非皇子的溥仪，由于光绪没有子嗣，他既没有争夺，也没有强求，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皇帝的职位。
然而，美好的时光很快结束，仅过三年，武昌城上方传来枪响，辛亥革命毫无预兆地开始了。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面带哀伤，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不得不代替溥仪发布《退位诏书》。这一诏书标志着清朝的终结，也意味着存在两千年的君主封建制度正式结束。
大清国皇帝的龙椅刚刚坐热，他立刻从上面摔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被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吞没，最终落得个“亡国之君”的下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溥仪也真够悲催的。
纵观过往，一旦帝王失去权位，其政治生涯便宣告终结，几乎不可能再度崛起。
人们普遍认为，爱新觉罗·溥仪的人生就此定型，往后岁月将在紫禁城度过，充满悲伤与哀愁，如同南唐后主李煜一般。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五年之后，溥仪竟然会咸鱼翻身，卷土重来。
1917年6月30日，张勋带领的众多辫子军抵达北京，上演了一场帝制复辟的闹剧。一些前朝的旧臣们簇拥着，年仅12岁的溥仪再次登上金銮殿，坐到了皇位上，接受众臣的叩拜。
不过，在全体国民的强烈谴责下，这场闹剧出现得很快，消失得也快，仅历时十二天就宣告结束，被当作笑谈。
他先后两次登上皇位，却两次遭遇推翻，始终只是野心家们任意摆布的物件，无法掌控自己的际遇，如同被他人牵线的木偶。
若要追查责任，也未必会归咎于溥仪，年纪尚轻的他并无过错，尚不知晓对错之分，也无法掌控个人际遇，无论怎样，这起事件的上上下下，都让他惶惶不安，狼狈不堪。
俗话说次数不宜过多，当溥仪遭遇了第二次推翻，他自认为从此可以免遭烦扰，能够享受数十年的平静时光，然而未曾料到，他的人生戏剧性转折远未抵达终点。
清朝末代皇帝宣布退位之际，袁世凯受命于中华民国与清廷签署了相关协定，其中规定爱新觉罗·溥仪在共和国成立后仍可继续居住在紫禁城，维持其特殊身份，并享有类似帝王的生活待遇，民国方面每年还需划拨四百万元专款，专供其个人使用。
张勋的这场骚乱，也波及到了溥仪，到了1924年，冯玉祥掌管北京后，果断终止了《优待条例》，使得他失去所有特殊待遇，同时宣布“永远取消皇帝名号”，并要求他“自行决定居住地点”。
这就是说，溥仪要被赶出紫禁城，爱去哪去哪。
冯玉祥此举有充分的缘由，因为溥仪方面首先违背了约定，这是对他违背承诺的一种惩戒。
冯玉祥在政治上不够老练，目光短浅，缺少高瞻远瞩的能力，认为溥仪毫无价值，没能有效约束他，对他的管束也变得松懈。
冯玉祥的看法存在偏差，确实，溥仪这位皇帝既没有职位也没有权力，而且帝制在中国早已失去民众支持，这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溥仪依然拥有皇帝的名号，再加上东北作为清朝发源地的特殊地位，爱新觉罗家族在那里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因此，这就埋下了隐患，为溥仪再次复辟无意中提供了便利。
在这一点上，冯玉祥就不如东北王张作霖看得远。
张作霖虽然原本是绿林中人，不过其政治嗅觉相当敏锐，清朝政权土崩瓦解之后，他一直运用各种方法向溥仪示好，时常往溥仪的账户里汇款。
张作霖视溥仪为政治资本，或者将其看作一张王牌，运用得当的话，其价值胜过庞大的军队力量。为了博取溥仪的青睐，张作霖在天津租界会晤他，甚至甘愿向这位昔日的帝王跪地行礼。
同样看到溥仪有利用价值的，还有日本人。
日本人一直盯着中国东北，企图将东三省分裂出去，因为东北是爱新觉罗的起源地，要是能利用好溥仪，就能理直气壮地让东三省“独立”。
有了这个物件作为掩护，比日本人在那里树立一个受操控的政府，或者直接将东北纳入版图，要显得更为得体。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指派鹿钟麟率军进入紫禁城，迫使溥仪搬离皇宫之际，溥仪新婚刚刚两年，身边有皇后婉容和皇妃文绣两位美眷相随，生活颇为优渥。然而，迁居天津后，溥仪遭遇了棘手问题，即两位妻子的开销实在惊人，令他财政拮据，收支失衡，为此日日忧心忡忡。
此时，张作霖与日本方面出于各自考量，及时伸出援手，帮助溥仪摆脱了当前困境，溥仪对此心存感激。
八国联军攻入京师之际，日方参与战事尤为积极，彼时溥仪尚在襁褓之中，自然对此毫无所知。
日本人扶持溥仪并非善意，其真实意图在于侵占中国领土。溥仪却糊涂至极，只认得谁给他奶吃，将侵略者误作救命恩人。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军特工土肥原贤二急不可耐地强行将溥仪从天津租界带走至东北沦陷地，随后迅速又让溥仪重新戴上皇帝的帽子。
这充分说明日本人的老谋深算，以及冯玉祥的判断失误，假如溥仪处在民国政府的所谓看管之下，丢失象征国家尊严的宝物这种状况是不会出现的。
无论怎样讲，溥仪那时已经二十五岁了，已经能够独立处理民事事务了。前两次做皇帝时，他都是被人操控，这一次完全是他自己决定。
归根结底，溥仪始终没有彻底放弃重建清朝的想法，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甘愿利用暴徒的力量，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一桩极具诱惑的勾当。
1934年，溥仪将国家名称正式调整为“满洲帝国”，同时将纪年方式改为“康德”。
“康德”是康熙与德宗光绪的简称，其用意昭然若揭，旨在重振大清帝国的昔日辉煌。然而溥仪很快察觉到，自己实际上只是日本人手中的木偶，无论对内施政还是对外交往，溥仪都毫无决策权，所有事务都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许可，自己不过是个可以随意按压的印章罢了。
他甚至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仅限于在“紫禁城”范围内活动，一步也不能离开。负责看守他安全的人员，后来也被日本人替换掉了。
溥仪的护卫队原本是他从满族青年里用心招募组建的，队员们个个武艺精湛，身手非凡。他们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溥仪极为忠诚，甘愿为他赴汤蹈火。
所以，溥仪下意识把性命托付给那支战斗力突出的“护军”。他倾尽所有，为“护军”配备优良兵器，并且给予他们丰厚的待遇。
这个团队总共才几百号人，就算装备再精良，战斗力再强悍，本质上也仅仅是一支护卫队，完全无法承担其他任务。
然而日本人对此却难以容忍，处心积虑想搞垮它。
1937年6月28日，日本军人在“大同公园”与溥仪的卫队发生了争执，日本方面借这个机会，收缴了这支队伍的武器装备。
自此以后，日本关东军承担起所谓看管溥仪的职责，这位伪满洲国的君主只能惶惶不可终日，彻底失去了心理上的安稳。
由此可见，尽管溥仪一生中担任过三次皇帝，每次都看似非常体面，然而他一生的命运实际上始终被他人所左右。
所以日本投降，傀儡政权垮台后，溥仪在苏俄的拘禁地以及随后的抚顺改造院里得到了思想启迪，意识到了自己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罪孽，并且反思自己这趟人生过得非常憋屈。
因此他在牢狱之中认真修正自身，持续钻研各类学问，意欲改过自新，再次开启人生。
1959年，溥仪终于盼来了释放的消息，他心满意足，打算掌控自己的前途，贡献余力，成为对社会有益的成员。
周恩来总理似乎洞悉了溥仪的内心想法，在1960年1月26日，他特意邀请溥仪以及他在北京的亲属前往中南海，一同享用了一顿“过年时的晚餐”。
周总理特意把时间提前了，目的是防止和溥仪家族自己准备的除夕宴会撞上。
总理此举意图深远，旨在为获释后的溥仪创设和睦的家居与宗族氛围，助其开启崭新的人生篇章。
周恩来抓住载涛恰好出现的时机，向溥仪建议他必须成婚，并且请七叔出面安排相关事宜，这件事情让溥仪深受触动。
他的妃子文绣由于夫妻关系不和，于1931年通过报纸宣布与他解除婚姻关系，皇后婉容则因为与自己的侍卫有染，被溥仪关进了冷宫，从此整天吸食鸦片，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抗日战争结束没过多久就因病去世了。
这一来，溥仪成为单身汉。
总理一见面就提出要为溥仪找对象，这让溥仪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着，总理又问溥仪：“你想做什么工作？”
周恩来作为国家领导人，每日常常处理大量事务，即便如此，他仍会抽空过问溥仪的日常起居与工作情况，令溥仪深受触动。早先曾提及，溥仪在战犯管理所期间，就已着手为刑满后的职业发展做规划。现在总理主动询问，溥仪立刻回应称自己早已想好，打算从事医疗工作。
溥仪的这种念头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某些缘由。他幼年时体质孱弱，时常患病。作为君主，他能够支配全国最优质的医疗条件，御医们的诊疗水平极高。日积月累，溥仪从太医那里习得了诸多医药学问，凭借长期与病痛相伴的经验，他逐渐成为了一位医术不俗的行家。
在战俘管理所期间，溥仪阅读了相当多的医学书籍，因此他感到只需略微学习，就有望成为一名称职的医生。
然而周总理考虑之后，却不同意溥仪的选择。
俗话说，到了中年很难再学新技能，溥仪已经年过半百，突然去学医术十分不易，倘若在为他人看病时出现失误，凭借他的特殊身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成为医务工作者的意愿遭到周恩来总理的拒绝，随后溥仪接着询问：“总理，我能否在故宫担任讲解人员？”
故宫原本是溥仪的居所，他三岁起便居住在那里，在此度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对宫内的一草一木都极为熟悉，对于文物的来历和去向更是了如指掌。
假如溥仪担任解说，无需经过指导，他的讲解必定非常权威，同时富有感染力，并且绝对不会出现将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的错误。
周总理稍显犹豫，又一次否定了溥仪的提议，原因是故宫的访客数量庞大，人员构成复杂，溥仪的处境特殊，倘若他现身，围观人群必定会非常 đông，进而干扰故宫正常的游览秩序。
而且溥仪当时年事已高，五十有余，解说员一站常需数小时，他的体质恐怕难以承受。
此外，溥仪担任满洲国傀儡君主期间犯下了诸多罪行，倘若有人假借参观的名义对他进行刁难，势必会危及他的个人安全。
这两个职业如今依然广受欢迎，深受毕业生青睐。医生能够救治危重病人，收入丰厚，故宫讲解员属于正式职工，工作轻松，社会地位较高。
这两种职业相当不错，但并非适合溥仪，所以总理最终放弃了让溥仪从事这些工作的想法。事实上，周总理早已为溥仪规划好了合适的工作岗位，具体来说，就是先安排他去植物园任职。
园内游客稀少，环境十分幽静，对溥仪而言较为安稳，园中空气清新，有益身心，延年益寿，又不必公开露面。
溥仪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个提议很好，于是表示赞同。他在1960年年初至1961年年初之间，充当了一年的园艺工作者，之后又被分配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了专员的职位。
结束了一辈子的辗转流离，溥仪终于体验到了寻常百姓的日子，持续到1967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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